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，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，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，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。

这一条是《论语》记载孔子曾引用《老子》话的铁证。这本书可能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后，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编，而后儒辑之以成书者，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。

他还说：《礼记》编定于汉朝，儒、道两家的对立，已甚为明显。先秦典籍引孔子说，无称《论语》者。沛为宋地，孔子是年适至宋，因复见老子，颇合情理。认为老彭与老子有关者有两种说法：一种认为，老指老子，彭指彭祖。马叙伦曾对这个问题作过详细的考证，他说：老子之字聃，而《论语》书多作彭者。

……又《论语》加我于老彭之上，前儒以为亲之之词是也。其实，仁、义的概念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出现，到春秋时代更为盛行（如《左传》中仁字出现44次，义字出现145次之多，《国语》中仁字亦屡见），实际上，当时老子的绝仁弃义是针对春秋末年德治主义种种的弊端而提出的，而不是孔子先提出仁义的概念，老子而后反对之。[131]具见他的话不仅是针对朱氏兄弟的，也是遍告包括黔中王门在内的所有从游弟子的。

与龙场驿相距不远的龙冈书院，虽为民间私人性质的讲学杏坛，主要传授与官方朱子学明显有别的阳明个人的心学思想，尤其是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当时极为新颖的理论主张。并一一列举黔中可圈可点之诗家人物，陈、汤二氏均赫然具名其中。[153]  刘秉仁：《艺文志·毕节卫新迁儒学记》，万历《贵州通志》卷二十一，第394页。因此，也可说：先生谪寓兹土，遗惠在人，思其人而不可见，故于文致重也。

豫章己卯之乱，繇公而敉，龙场其隆中也。郭子章万历《黔记》亦云：龙冈书院在治龙场驿内，正德间王文成守仁建。

[63]  阳明先生之学，有泰州、龙溪而风行天下，亦因泰州、龙溪而渐失其传。[105]  王守仁：《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》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三，王晓昕、赵平略点校，第1027页。[143]  王杏：《书文录续编后》，王阳明：《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》，张新民审定，第485页。他同时又引宋儒之言云：科举非累人，人自累科举。

是时阳明虽仍在龙场驿丞任上，然为时甚暇，故得从容讲学[64]，而贵之诸生，无远近，皆裹粮从之游[65]，从游受学人数规模明显有所扩大。千万千万，并云良臣、伯元诸友均此见意。[100]阳明到达镇远后之信札，特意提到当致谢送行远饯的弟子，并专门致意列位秋元贤友。是时，黔中、楚中、浙中、江右、泰州等不同地域学派的学者之间，往返交流互动愈加频繁，声势规模亦愈加壮大，最突出者即文成弟子道林蒋信以副使提学贵州，重举阳明学旨以教诸生，贵阳心庵马廷锡独有悟入。

[115]  莫友芝：《太守汤伯元先生冔传证》，《黔诗纪略》卷三，《莫友芝全集》（第9册），张剑、张燕婴整理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7年，第157页。[141]  张新民：《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：以嘉靖贵阳本〈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〉为中心的研究》，《孔学堂》2020年第3期。

即使真能做到神明之发，及其存养之纯，虽其天姿之高，亦由好学之笃[130]，不可能离开平时点点滴滴的工夫积累。并云：不愤不启者，君子施教之方。

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，也是他的施教之区。学文乃余事，聊云子所偏。阳明之所以能在夷疆悟道，并在朱学之外别树一帜，亦与他在当地感受到的占统治地位的程朱官学压力相对较轻有关，至少他在龙场驿丞任上的讲学活动从未有人攻击为异端[9]。是困而知之圣人也，大非象山先生之比也。但如果缺少了黔中王门产生发展的学术史研究或历史书写，不仅阳明本人思想变化发展轨迹的探讨会受到影响，而且王门后学地缘分布整体形态的分析也会出现缺环。除黔中王门受业弟子外，徐氏乃最早接受阳明知行合一之说[96]，同时极为熟悉其在黔史迹掌故者，故所言自当可信。

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，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，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盛，即代表人物亦卓荦特出。学者苦于闻见障蔽，无人头处，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。

四、培养精英：知行合一说的面授与传播 以龙冈书院的民间讲学活动为基础，阳明受官方邀请前往文明书院，遂凭借省会政治文化影响辐射中心的有利条件，进一步面向更多的受众倡导和传播其心学思想。加上前者才识敏决，文章政事，亦卓然可称。

因而不仅天下无不可化之人[23]，同时更应落实为以有教无类为出发点的讲学实践，二者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教化原则，当然也应该是普遍或普世的。[31]  钱德洪：《王阳明年谱》称阳明赴龙场时，随地讲授。

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，犹夫子也，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，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，则其识见为何如者。[150]  陈文学：《乡贤传·耀州知州陈文学传·借阳明集》，郭子章：《黔记》卷四十七，赵平略点校，第1004页。故万历年间郭子章巡抚贵州，便盛称贵州士类赖以兴起[82]。[64]  孙熙昌撰，严寅亮书：《去思碑》，《贵州碑记》，《严修集》附录二，陈鑫、杨传庆整理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9年，第928页。

[52]足证毛科的确曾聘阳明赴省城治所文明书院讲学，诗中法象虚席等用语，适可见毛科先有函致阳明，极尽称扬之事。公余唯喜论学，尝着《鸣冤录》，以明陆象山之冤，学者多所开悟[62]。

具见黔中王门的早期形成，主要得力于阳明的亲炙弟子，尤以前三贤的贡献最为突出，乃是清人的共识。[36] 由此可见，龙场悟道作为阳明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，特别是以百死千难换来的人生体验经历，为其晚年良知说的登场揭出，作了历史性和思想性的准备。

[110]  王守仁：《重刊文章轨范序》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二，王晓昕、赵平略点校，第1003页。阳明正是有鉴于此，以变化气质为出发点，特别开出了五剂人生治病的药方：温良者粗暴之剂也，能温良则变其粗暴矣。

[95]徐氏（字曰仁）乃阳明之妹婿，早在阳明赴龙场之前，即已入于其门下。梁启超就明确点出了随机施教教学相长的特点：致良知之旨，先生（阳明）发之殆无余蕴，其门下之解释，亦有大相发明者。嘉靖间，提学副使蒋信重建[48]。与龙冈书院为民间私学杏坛不同，文明书院则为政府官办讲堂。

时人称陈氏之学学有自来矣[120]，显然并非一时偶发之虚语。[4]其说称阳明教人先知后行，又复言知行合一，允当与否，姑暂不置论，然知行合一之说发端于龙场，当与彻见真性有关，历来学者无异言，是说亦决然无疑义。

而今本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三十二《补录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新编本，第5册，第1576页、1579页）亦将是函析分为二，一题作《与惟善书》，一题作《镇速旅邸书札》，似亦歉妥。二、因材施教：大、小两种传统受众的区分 然而，除了面对夷民做了大量过化工作外，更重要的是，阳明还面对地方知识精英或科考读书士子，以讲学论道的义学说理方式，倡导与传播了他的知行合一等多方面的心学新鲜思想。

具体而言，也可说在省治城内忠烈桥西，既元顺路儒学故址。[103]  尹守衡：《守令列传能吏·朱光霁传》，《皇明史稿》卷一百，明崇祯年间刻本，第22页。